影射真人VS抵制创作，到底是谁不讲“武德”？

原标题：影射真人VS抵制创作，到底是谁不讲“武德”？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这句话是不是让你熟悉到已经忽略掉了它的存在？

 众所周知，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而电视剧又是最直观、辐射范围最广的艺术形式。由此，荧屏中的故事难免跟真人真事产生勾连，所谓“历史架空”“情节悬浮”都是人们基于对历史和现实虚构程度所作出的判断。

 于是，故事取材上也常常触发一种略带争议性的讨论话题，即“影射真人”。例如IP改编剧《你微笑时很美》，预告片一经发布，便引发了电竞玩家关于“原著融梗现实”问题的口诛笔伐。

 除此之外，罪案剧、医疗剧等改编自社会事件，娱乐圈、体育等圈层题材仿照现实人设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最终的讨论都指向了一个词——影射。

 生活亲历者有基于喜好对文艺作品评论的权利，影视创作者有基于戏剧逻辑对素材取舍的自由，彼此狭路相逢于网络。

 一方“调色盘”指证、联合抵制；一方或听之任之，或坚决否认。创作问题演化成了圈层冲突，总也辩论不出规则，交锋不出真理。

 历史/现实真实与戏剧真实是个大命题，抄袭是由法律层面根据个例来界定的问题，而具体到人物传记则由角色原型亲自授权即可。因此，以上皆不属于今天讨论的范围。我们仅就现象来聊一聊“影射真人/现实”的概念以及空间。

    影射OR素材，自由心证  

 比较常见的“影射”是娱乐圈题材。90年代的港剧《娱乐插班生》开创了影射明星艺人的先河，演员们直接模仿了张学友、梅艳芳、罗文、徐小凤等天皇巨星，以港式幽默揭露香港娱乐圈人生百态。当时林家栋还因模仿张学友太过神似，从而大受欢迎，在港圈有了姓名。

 2000年由王晶执导的电视剧《美丽传说1》就影射了朱玲玲、张曼玉、钟楚红这些选美者的人生；《美丽传说2》则将梅艳芳、张曼玉、刘嘉玲、梁朝伟、刘德华等人的经历搬上荧屏，观众对号入座不亦乐乎。

 内地导演叶京执导的《贻笑大方》以戏谑的手法直击娱乐圈潜规则，《明星制造》《等你一万年》《沉星档案》等剧皆以明星的故事为蓝本进行创作。相比较而言，去年的网剧《怪你过分美丽》中涉及到了阴阳剧本、炒作情侣、演员轧戏等，已经很难“对号入座”。

 当然，编剧影射起娱乐圈还是游刃有余的，观众猎奇心理作祟，不容易被触到逆鳞。而当创作视角转移到部分观众更加熟知的领域，编剧主观的创作思路与圈层受众的集体审美错位，影射就被理解为“内涵”“抹黑”，甚至“剽窃”。

 电视剧《你微笑时很美》改编自青浼的同名小说。去年年底，剧方释出预告片，原作抄袭风波再起，被称为“抄来的LPL编年史”。

 网友指出多处情节照搬电竞选手的真实经历、游戏ID、现实人设，以及圈内的梗，从而因“偷了选手们的青春”“挂羊头卖狗肉，罔顾职业选手的艰辛付出”等说法，抵制剧作。

 正在播出中的《荣耀乒乓》，被部分网友认为，剧中情节融合了现实事例与人物经历，引来不小风波。此前展现中国女排的1981年的电影《沙鸥》，再到2020年的《夺冠》，创作过程也是伴随着诸多争议。

 在编剧宋方金看来，尤其是这种关注度极高的特定行业，创作者需要对选手的真实生活和经历进行取材，难免涉及到真实人物的原型或者真实事件，相似的部分就说“影射”，不对应的部分就说“恶意歪曲”，这种结论是不公平的。

 “影射”其实并非贬义，它是指用一种事物暗示或说明另一种事物，在中外文艺发展史上，“影射”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甚至是一种文学技巧。

 例如四大名著中《西游记》便取材于民间故事，形成了对明代人物的影射。但有些佛学人士并不认可《西游记》，认为其随意篡改和抹杀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重要史实和伟大价值。

 当然，后者已经不在“影射”的范围了。但可以看出，一旦文艺作品牵扯到真实人物，争议是一直存在的。

 编剧张挺认为，“真实的竞技者感受和观众的感受不同，这个是没办法统一的，介质不一样。编剧面对的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事实，选取角度是作品的创作倾向。  怎么能保证经过几度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和原人物相同呢？  哪怕是镜子，也只能呈现出外貌和服饰，性格与内心是很难还原的，人是很复杂的。  ”

 影视剧中虚构出来的真实，本就是打开了窥探现实模样的一扇窗。体育、电竞等题材有特定的专业名词与赛事安排；医疗、警匪剧有特定的人物关系与戏剧冲突，同质性很高。如果要刻意躲避真人真事，恐怕也没什么可写了。

 因此，“影射”在创作者看来是一种叙事方式，从古至今无处不在。那么，引起争议的“影射”则在观众那里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含沙射影，不光明正大，暗戳戳地内涵”。

 如此，这便是主观层面的问题了。两个主观，一是编剧创作视角的主观，二是受众审美视角的主观。

 创作者有其自身的审美偏好以及主题倾向，其影射到真实事件和人物，是基于对现实的深掘或某领域的致敬，还仅是一种创作上的取巧？

 观众对其抵制，是自己的热忱受到了冒犯，还是由于“站队逻辑”取代了“是非判断”，只允许一种表达存在？

 在创作自由与批评自由面前，我们无法主观臆测双方的初衷，即便在法律层面上，这也是个自由心证的问题。

    创作自由VS批评自由，责任为先  

 那如此说来，谁脸皮厚谁就占理了？  创作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作为观众，还不能觉得受到侵犯吗？  那必然不是，谈自由之前，我们先来谈责任，否则就成了耍流氓了。

 影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一直存在，《诗经》中部分篇章就有对卫宣公抢夺子妻、幽王被褒姒所惑等事件的影射，鲁迅的名篇《药》影射了许多晚清名人，钱钟书的《猫》和《围城》也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有对当时知识名流的影射……  有的借古讽今，有的批判现实，可以说是一种刻意为之。

 但怎么如今的影视剧就不行了，别说刻意讽刺了，释放善意也惹一身腥。这其中有影射手法高明与否的差别，更有文学价值上的本质区别。

 编剧贾东岩表示，“不可否认的是，很多题材创作之初，除了对某些领域的开掘之外，也有想赢得圈层受众红利的部分。作为一个商业行为，自然会引起圈层粉丝的格外敏感。所以影视作品在他们面前，本质是一个服务产品。     当作品沦为服务产品时，就难免出现各种挑剔。    创作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要想光荣，肯定要走过荆棘。”

 影视剧具有商业属性，跟流传下来的故事模板不同，跟同人圈子“为爱发电”也不同。因此创作者要尊重到圈层群体的情感，怀有慈悲心去塑造每一个人物。创作时在取材上要掌握分寸，播出时要正视情节失真的指正。同时，受众的专业度以及情感所在，也能够为创作生发征服更多观众的空间。

 圈层受众有时会发表类似的言论，“他们的经历不需要电视剧来宣传，不要用你们个人的看法来臆测他们的人生。”

 影视剧作为受众最多的艺术形式之一，背负文化传播的责任，而圈层受众则容易把虚构写作当成纪录片来看，担忧影视作品会引导普通观众对其中的人和事的评价。

 为了回避冲突，对发生的事件绕开走，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创作者不应把作品当成鞭笞异己的道具，批评者也不应把作品当成异己消灭，“真理”只能诞生于观念自由的市场。

 “抵制”的拳头不妨摊开成“交流”，告诉路人，你们的热爱来自何处，你眼中更加真实、宝贵的原型故事是什么模样，它比影视剧精彩在哪里。

 影视剧本身不是标准答案，它是单项维度的传达，也是帮助特定圈层向外输出的媒介，而圈层受众的真切分享与普通观众的情感靠近，才是传播价值的显现。

 哪怕情节有跟现实不符之处，甚至不乏细节错漏，但情感是骗不了人的。譬如《棋魂》中呈现的围棋世界也有人设的夸张以及细节上的出入，但故事照样打动人，引起了职业棋手和普通观众的共鸣。

 正如宋方金所说，“大胆虚构，抛开真人真事，在虚构的人物身上，也要写出对于剧中世界的真情实感。”

 而无论是封锁批评还是抵制创作，那都超出了自由的边界。

    创作者与批评者，从不对立  

 我们为什么要呼吁创作自由，因为跟批评自由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是对立关系。

 文艺作品创作的自由空间愈发狭窄。70年代个体觉醒，80年代思想解放，90年代也有追求个性的欲望，文艺作品经过长期“荒漠化”的断层，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各类文艺形式与先锋内容破竹而出。

 那时有充斥着暴力镜头、尺度大胆、话题前沿、讲述宿命悲剧的香港故事，也有饱含尖锐现实、话题沉重的内地写实剧作。人人都向往更广阔的天地，痛恨蒙蔽，热爱思考，创造重于名利，理想大过生存，为作品的百花齐放建设了“理想国”。

 《第一类型危险》

 再看今时的互联网舆情，这也三观不对，那也冒犯圈层，随时抵制举报。而管理者和创作者也是频频“顺应”舆情，不断压缩表达空间。

 部分有现实指涉的歌曲被下架处理，歌词中的“烟酒”“死亡”“逃学”“皇上”“呸”等词被换成了不知所云的字幕；评论者的文章明明导向正确，却被指“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不明就里被删稿。

 影视剧主角个个“伟光正”，不敢有任何污点，直至毫无个性；影视作品的画面、情节屡被删减，让人摸不到规律……

 但是文艺作品没有呈现的东西，现实就不存在了吗？本该直面的现实，什么时候成了不能指名道姓的“伏地魔”了？

 人们对确定性的追求与日俱增，束缚在信息茧房里自得其乐，面对外界的异见者惶恐不安，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压抑着，先砍断了自己的手脚，再闭紧了自己的嘴巴。

 而挣脱心理惯性，不再执着于个体道德的批判，转而寻求世间的真相，说不定那个充满热忱的年代还在每个人心中。我们期待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也呼吁创作严肃与批评无私。

 【文/申兑兑】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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