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血《顶楼》告诉我们，可以来点“灰”的女性角色了

原标题：狗血《顶楼》告诉我们，可以来点“灰”的女性角色了

 作者 / 顺玉

昨晚微博热搜的首位：“露娜没死”。

你可能对露娜这个名字不熟悉，但从去年年底至今，应该感受过神级狗血韩剧《顶楼》引发的热烈讨论。

狗血到令人发指的《顶楼》，除了靠不停反转的狗血吸引眼球，还贡献了极为精彩的“恶女”角色。

交叉出轨的千瑞真、在被害者和施害者之间切换的吴允熙、校园暴力疯批魔女朱锡京、神经兮兮情绪极其不稳定的夏恩星以及娇惯但悔改的刘珍妮等等。

从故事设定的角度，第一季的《顶楼》还算有逻辑可言，可到了第二季整个剧情故事，像蚊帐一样，四处都是漏洞。却还是硬靠着难以企及的狗血和突出的人设，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要给编剧“顺玉”寄刀片的好奇观众。

 国产“恶”女的困局——工具人、污名化

先不提韩剧是否在狗血中呈现出了日渐颓败的趋势，或者对国产剧相比，其成熟工业流程是否还具备显著的优势，相比国产剧那些关于“女主角设定不能爱过两个男人”的传言调侃，《顶楼》全员恶人的设定，确实足够吸引眼球。

一方面是舆论环境对傻白甜的厌烦；另一方面则类似于角色补充，带来的视觉新鲜感，国产立体“恶”女人设的稀缺，让易怒且利益至上的恶女千瑞真，一下就抓住了观众的视线。

虽然这两年，女性题材与女性角色不断迭代，受众的确不再只是被动的消费者，也成为了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他们通过互联网得以参与更广的议题讨论，积极利用舆论场，试图改变既定的叙事形象，挑战着传统文本中的刻板形象。

但就女性角色形象的整体丰富度而言，国产剧依然十分单一，其中关于“恶”女的刻画，甚至是不断在退化的。

曾辉煌一时的大女主，最大的作用也不过是靠被男人争抢的恋爱主角身份获得上升渠道的伪大女主。在这种框架下，恶女设定都是什么样子的？

——推动爱情线的工具人。

最为典型的就是大喊大叫，歇斯底里仿佛失了智的女二。最新的代表角色——《锦心似玉》乔莲房（何泓姗）。

这个瞪大眼睛，智商不高，露出全部瞳孔仿佛随时准备要跟眼白分家的角色，配合着恨不得把“执掌中馈”四个字题在屏幕每一帧的台词和画面，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某一段时间里国产影视剧“恶”女角色的缩影——叽叽喳喳，脑子仿佛从未开封过。

大女主的设定，如今基本失去了市场号召力，以此前大家对《上阳赋》的吐槽为例，除了不合时宜的扮嫩，本质上是对行大女主之名的恋爱故事的厌烦。可如今满屏关于独立女性的塑造，却又沦落为了扁平的“有钱有颜等于成功女性”的模式化循环。

“恶”女也直接进入了承担观众炮火的定向靶子，贴上白莲花、绿茶的标签，拿下热搜就行。

——白莲花腹黑型：尔晴。

——绿茶无辜型：林有有。

尔晴类浣碧，却远不没有浣碧的立体，咬牙切齿从头吵到尾，仿佛只是为了送上脸让女主打一巴掌，以衬托璎珞的特别。

而林有有这个角色，年轻、幼态、无辜、踏着道德破坏他人家庭、情绪化特征突出、污名化别人的糟糠之妻等等种种行为与设定，几乎是所有类似角色的模版整和，再配合着那段时间网红届八卦食用，将绿茶论调顶到了巅峰。

但也很遗憾，林有有除了挨骂，基本没有承担任何值得分析的作用。

《三十而已》的设定是值得肯定的，通过三个女性来构建成一个社群，传达出不同社会身份的女性在婚姻、爱情与事业里遇到的现实问题。但整体而言，角色的扁平与后期舆论的走向，与其说是描绘群像，更像是精准踩点热搜词条，本身并没能带来更鲜活的建设。

这不禁让人想起此前戴锦华在造就Talk的演讲中关于 “为什么流行女性向作品中，女性却结构性缺席其中？”一问中提及的耽美文学盛行与厌女情绪的反思：

妇女解放运动200年，女性仍然没有创造自己社会性的模版，一旦进入社会性表述的时候，要么就是花木兰式处境，要么她就必须在她的社会表达当中，退回到女性的模版或者女性的规范之下。

“恶”女形象的单薄和匮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大众媒介中女性美学建构的缺失和偏见。从过去傻白甜到现在的半真半假独立女性之间，需要一朵足够立体的“恶”之花，来一点灰色。而不单纯地复制粘贴樊胜美她妈妈和林有有。

想起不久前《流金岁月》在改编上对朱锁锁整个人设改动上的删减。

原著当中，这个角色独自在灯红酒绿中打拼，擅以朱颜换钻石；而影视化在改编上则尽可能的弱化了朱锁锁对物质的强烈追求。就连“李先生”的“包养”，也变成了朱锁锁与叶谨言“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隐忍虐恋。

逻辑上也圆得过去，说不上多么糟糕，但也的确单薄又可惜。

 出彩的“恶”女刻画，我们曾有过的

娱sir印象深刻地记得一部女性犯罪剧，名叫《红蜘蛛》，并至今仍然认为，这部剧具有超前的女性意识书写。

通过犯罪刑侦题材将社会议题放置其中，这是韩国电影钟情且得到了很大程度肯定的操作方式。而事实上，不提制作工业成熟度，国产早期的犯罪剧集在这一方面，出类拔萃地作品并不少。

以女性犯罪为主题的《红蜘蛛》，在女性犯罪心理结合时代背景与现实的刻画上，是即便今日再打开，都依然可以让人惊呼“大胆”的程度，打破了特定虚构角色的刻板印象。20集的篇幅，10个故事，都改编自真实犯罪案件，而每个案件的结尾，都会附上一段对女罪犯的采访，以此警示观众。

当时第一部当中，取材的10个案件里，在逃的罪犯只有一个——劳荣枝，也已经于2019年被捕。

这部透着几分软色情气息的伪纪实犯罪剧，从故事选材、海报，甚至剧中角色的打扮穿着，都非常具有先锋性。要知道，2020年了，热依扎还因为穿吊带被“荡妇羞辱”，可打开2000年的《红蜘蛛》，主角们几乎全员吊带，花式展示one piece的时尚魅力。

这些美丽、时髦的女性形象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在这过程中，也展现出各不相同的个性和命运，并借此揭示社会问题和人伦道德。

当你还在为社会主义兄弟情和美好的双女主友谊感叹的时候，《红蜘蛛》已经拍过了喋血百合的故事，甚至还有吻戏。

在《红蜘蛛3》之《危险爱情》篇当中，沈丹妮暗恋发小上官燕，并发起追求，上官燕的男友（陆小峰）得知此事，以此为由对上官燕百般羞辱还实施家暴，沈丹妮为爱暴走，联合暗恋自己的表哥陈斌对陆小峰痛下杀手。

之后，沈丹妮和上官燕一路逃亡，化身末路狂花，最后被警方在一家青年旅社里抓获，主犯沈丹妮则因杀人被判死刑。

不提这在下线边缘疯狂蹦迪的禁忌之恋，《红蜘蛛》当中的犯罪女性角色，与东野圭吾笔下的“恶女”形象十分相似——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剖析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危机。比风靡一时的美剧《Why women kill》，丝毫不弱。

这些女性罪犯，或是文化水平有限，家庭困难，一步错步步错，或是被害之后破罐子破摔的可怜人，也有杀敌一千自损一千的复仇悲剧。

《红蜘蛛》的大部分故事，都展示了罪犯从施害者深入发掘出其曾经受害者身份的思考。故事与角色本身，并没有站在性别、职业与出身，站在道德的至高之巅刻意进行刻板的污名化，反而更多的带了悲悯与无奈的反思。

坐台小姐陈莲红，伙同同伴杀害了一个有钱的老板被捕后，向镜头暴露了自己因何对人怀有深深的恨意——被父亲家暴，逃出家门却又遭到了强奸。她说：夜里走在路上，身上有血，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去问问她，发生了？怎么了？

施暴者被捕之后的畅快，夹杂着人生悲剧的无奈情绪，主题一下就立起来了。

反观当下，女性“恶”一点的角色，要么被爱情线包裹成叫嚷咋呼的无脑女二；要么就是就是毫无背景交代的纯粹恶意刻画，《安家》里，女主角吸血的妈妈，和让人无法忘怀的樊胜美妈妈均是此类。

虽然也曾有过明明是吃人的老妖怪却长着一张萝莉脸，杀人如麻却因为爱吃糖经常抱怨牙疼的岳绮罗。

但整体的“恶”女退化，可太明显了。

同时，舆论空间对“恶”女角色的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这个类型的生存空间。直白来讲，在张月因为林有有这一角色被满屏辱骂之前，饰演安陵容的陶昕然、魏嬿婉的扮演者李纯、凌玲的扮演者吴越等等，都曾因为角色设定遭遇过谩骂和侮辱。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青衣类型的女演员几乎沉寂，幼态占据主流，恶与灰色的角色，就更没人愿意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