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刺杀小说家》改编成电影很难,但路阳干得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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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把《刺杀小说家》改编成电影很难,但路阳干得不赖
在春节档电影里,《刺杀小说家》是个“特殊”的存在。影片的特效够炸,故事够燃,在小说和现实这两个世界的快速切换,更是让观众目不暇接。如何看待这部电影?不一样的观众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但如果看过双雪涛的小说原作,或许才能意识到,这一回,路阳不仅有野心,而且干得也不赖。
雷佳音饰演关宁
为什么这么说?当我听说《刺杀小说家》要被改编成电影的时候,还真替导演捏了一把汗。不是说双雪涛的作品不能改编,不管是他的《平原上的摩西》,还是那本小说集《飞行家》里,都有更容易改编的对象。说到底,故事性够不够强,才是检验一部小说是否适合被改编的标准。
但偏偏,《刺杀小说家》是一部文学性远大于故事性的小说。这部作品里没有非常明确的时间和地点,没有详细的背景交代,出场人物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不同,更像是一个个符号。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卡夫卡或者是博尔赫斯的小说,想要把他们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有多难,我们可想而知。
这里就要说到双雪涛写《刺杀小说家》时候的情况。据他自述,当时他从拥有“铁饭碗”的银行辞职,毅然决然投入小说写作。这让许多亲戚朋友感到不理解,甚至认为他很“傻”。带着这样的误解和压力,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这部小说的创作中去。
也因此,在小说中,双雪涛借着那位小说家的口说道,就算没办法发表,就算饿着肚子,也要一直写下去。这是小说家的“信念”。同样的,小说中的“我”之所以答应刺杀小说家,也是因为找回女儿小橘子的“信念”。
王圣迪饰演小橘子
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和电影不一样的是,小说最后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局。小说中是这么写的:“回家的路很远,他(也就是电影里的路空文)走得并不着急,妈妈会一直在那里等他。所以他并不着急。”
为什么“不着急”?因为双雪涛身为小说家,有他的信念,他相信一直走下去,一定能走到他希望到达的地方。读懂了这一点,才能明白《刺杀小说家》的文学内涵——不仅文本里有现实和小说两个世界,双雪涛和他的作品同样构成了两个世界。复杂的对应关系,是双雪涛和理想、社会的对话。
但是,要把上述主题影像化,显然很难。因为这里面有作者纯粹个人化的感受,也有很多难以言表(更不用说影像来表现)的情绪。
所以路阳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在保存“信念”这个内核的前提下,用商业大片模式重新包装了《刺杀小说家》。电影依然是双线进行:雷佳音(关宁)找女儿+董子健(路空文)找赤发报仇。
于和伟饰演李沐
但和小说不同的是,路阳丰富了故事的背景和人物的行为逻辑。电影暗示,于和伟扮演的幕后黑手可能在当年暗害了小说家路空文的父亲,这就避免了小说叙事的虚无缥缈,增加了电影的合理性。同样,现实和小说互相影响,其实和双雪涛的理想信念有关,但在电影里就不能这么干。所以,路阳用更务实的办法进行了处理:大反派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受到小说的影响了吗?电影没有明确说明,看上去更像是大反派因为当年做的亏心事而留下的心病。
小说里,要刺杀小说家,就是要消灭双雪涛的理想;在电影中,要刺杀小说家,是为了掩盖当年的罪恶。这就是双雪涛所说的,电影和小说,在根本上是不同的两个东西。
在电影结尾处,雷佳音高喊“代表月亮消灭你”,引来影厅内观众一片笑声。有人问,既然是雷佳音接手写小说,干吗不一句话把赤发写死算了。其实,这就是电影和文学在艺术逻辑上的不同。小说中这么写,很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但用到电影里,就不能不考虑到实际上的“观赏性”。说到底,要把小说的“虚”转化为电影的“实”,路阳确实给自己挑了一个很难的活儿。
红甲武士
既然如此,他为何偏偏要自讨苦吃?其实这也是路阳的“信念”。在老老实实、中规中矩地讲一个故事之外,今天的中国青年导演还能有更大的野心,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在春节档,饶晓志让刘德华来演一个不会演戏的群演,为自己的电影创造出了新的“意义”。同样的,路阳也要挑战自我,在电影的文本里创造一个新的文本。
就像文学里有“元小说”,电影里也可以“破壁”,把想象的空间无限扩大。往前追溯,《堂吉诃德》里就有人物和读者的对话,到了二十世纪,“新小说”更是层出不穷。它们的共同点是在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对现实,尤其是对传统叙事的怀疑。这是文学的“自觉”,也是作家超越自我的追求。
路阳也有这样的想法,否则,他也不会为此熬白了头发。电影和小说一样,都是“无中生有”,循规蹈矩就不会有生命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刺杀小说家》的勇敢尝试应该被肯定,只有跳出创作的舒适圈,中国电影才有可能真正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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