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镜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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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第十一回》:镜像人生
注意:本文适合已经观影的读者
陈建斌的导演新作《第十一回》中有两种互为交织的镜像运用方式。
其一是直接使用生活中的镜子、监视器,平整的镜面呈现内外等同的局部景象,好比现实主义。
其二较为复杂,话剧的排演过程以及使用的红布、拖拉机等道具,成了凹凸不平、不断变化的镜面,带出生活与戏剧、真实与虚构、人物与角色、主我与客我的A面B面变形关系,犹如先锋(魔幻)主义。
《第十一回》海报
这两种镜像,在陈建斌的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里,已通过汽车后视镜、破塑料帽、傻子身份的转换等载体或方式显现,不过互文关系较为简单,不像此回那么丰富。
《一个勺子》剧照:戴上破帽,成为“傻子”
汽车后视镜是《一个勺子》中的镜像载体之一
《第十一回》首先在人物名字上,形成“哈哈镜”式的夸张错位效应。
生活中的人物,男主角马福礼(陈建斌 饰)、其妻金财铃(周迅 饰)、他的继女金多多(窦靖童 饰)、屁哥(贾冰 饰)、白律师(王学兵 饰)等,姓名在现实中都有迹可循。
市话剧团的人物,团长傅库司(于谦 饰)、演员贾梅怡(春夏 饰)、导演胡昆汀(大鹏 饰)、导演妻子甄曼玉(宋佳 饰)、门卫苟也武(刘金山 饰)等,名字均属于对国际知名导演或演员的戏仿。
第一类人物的日常生活,正如镜子映出的马福礼一家三口吃饭,或者马福礼与金财铃睡觉时的情形般,平淡无奇,鸡毛蒜皮。马福礼对着近20台大大小小的监视器呐喊的画面,也不过是将生活的普通琐碎多次复制,“一对多”并没出现放大或走样的效果。
第二类人物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会用艺术创作“加工改造”生活。
当两类人物相遇,镜像含义由直接走向繁复,似乎是种必然。
《第十一回》中“镜像”无处不在
活人、死者与腹中胎儿,都要“面子”
30年前,马福礼向警察交代,坐在拖拉机车座上的他,意识到妻子赵凤霞和她的情人李建设在车座下面偷情时,松开刹车阀,用拖拉机碾死了这对在他眼皮子底下搞破鞋的“狗男女”,被判入狱15年。但他其实并没杀人,赵凤霞与李建设死于溜车事故。马福礼之所以向警察撒谎,是为了面子。当时“被戴绿帽”意味着名誉严重受损,带给他的耻辱与痛苦,远大于顶着“杀人犯”的帽子服刑多年。
时代风向改变。当下杀人要比“被戴绿帽”严重得多。马福礼知道话剧团要依照由他的口供写就的卷宗,将拖拉机杀人案改编成话剧《刹车杀人》公演,一改平时在金财铃、金多多等人面前唯唯诺诺的形象,找到话剧团说出真相要求改戏。给他壮胆的,还是事关颜面。
马福礼的大半生,一直活在“客观自我”,即别人眼光和社会评价之中,几乎没有为自己活着的“主观自我”。影片中的其他人物,基本也是如此。
胡昆汀创排《刹车杀人》,冲的是该剧会去省城演出。抓牢这一机会,他的人生将实现飞跃。
他用先锋而非现实主义的手法(主要道具红布的灵感无论来自崔健的音乐《一块红布》还是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都被“先锋”附体),是因前卫外衣会让原本就有凶杀、偷情等劲爆元素的话剧,更具社会话题性。
戏中戏《刹车杀人》的排法由先锋过渡到现实主义
至于是否想排这部戏,先锋手法是否合适,故事是否合乎逻辑(按希望深入角色内心的贾梅怡的话,“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要脱了裤子在车轮底下做那种事情?”),他均不在乎。
能够功成名就,并获得新来团里的演员贾梅怡(以及未来其他年轻漂亮的姑娘)崇拜,继而用导演范与契诃夫、莎士比亚、阿瑟·米勒等大剧作家的经典台词联合包装的文艺腔调,把她(她们)哄上床,或许才是胡昆汀看重的。
李建设的弟弟屁哥也要改戏,并主动掏出20万元赞助费,是因如果按照马福礼提供的“真相”来演,观众会把哥哥当成主动勾引有夫之妇的臭流氓,他一家人,无论是活着的他还是死去的哥哥、父亲(后面有交代父亲已死),都会蒙羞——哪怕人死了,也要名垂不朽。
马福礼对着监视器呐喊
马福礼冲着监视器宣泄的画面被偷拍者传到网上之后,因为言语让公众误会他过去真是杀人犯,现在又涉嫌猥亵贾梅怡,金财铃“挺着”大肚子以死逼迫傅团长为丈夫恢复名誉:她的“孩子”小马不能一出生,就被人指指点点说是“杀人犯”与“猥亵犯”的孩子。小马人还没降临,已经在“争取”面子。
金财铃假装怀孕,源于还是少女的女儿金多多怀了孕,并坚持要生下孩子。如此一来,金多多便会重复她当年的命运,遭受外界的冷嘲热讽,同时未必能像她般,幸运遇见愿意接纳她与金多多的马福礼。顾忌现在的家庭以及金多多的名声,金财铃只能在肚子里塞个枕头,在过度关心他们一家人生活的邻居大爷为代表的社会目光面前(大爷说过,他一直代表居委会,观察马福礼这些年的表现),假装及时响应国家政策怀了二胎。
个体这样,社会层面亦是如此。市领导看到《刹车杀人》依据屁哥心中的“哈姆雷特”,排成了被欲望点燃的农村妇女主动勾引大好青年、拖拉机手李建设,大发雷霆,指出戏的价值导向非常危险,必须按照既定的社会公论排演。
A与B1、B2、B3,以及与“A”
围绕改戏的种种是非,带出有关创作的多样问题。
艺术家或说创作者,思考为谁创作、为何排演之外,如何真正理解戏剧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如果一切都要讲“面子”,生活里的真实部分又在哪里?戏剧又怎样萃取这些真实?
假如经由戏剧的“升华”,生活或披着现实的外壳,或打着先锋的噱头,在舞台上改头换面沦为掩盖真实的虚假镜像,观众凭什么要走进剧场?
事实上,扛着还原生活、提升生活大旗的话剧,在当下的戏剧舞台比比皆是,但绝大多数只是在篡改生活、贬低生活。
陈建斌与周迅分饰马福礼与金财铃
回到《第十一回》。按照傅团长生活是A、话剧是B的比喻,假设《刹车杀人》的多个版本都排出来,舞台上虽会出现马福礼B1、B2、B3,看在不同观众眼里,却均会关联、等同马福礼A,正如不同的人评论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时,会有差异化的观点,但都会认为自己的评价是准确的。可是得出的多种结论,不过是带着主观和偏颇色彩的“罗生门”。
即便按照马福礼的说法排演,舞台上的他也很难是生活中的马福礼A。正如金财铃“肚子”里的小马与金多多肚子的“小马”构成的双面关系,生活同样具有双面属性。马福礼A的自我里,有面向自身的主我“A”,也有表演性质的客我“B”。
人活着的价值,大概在于应该尽量突破“B”的束缚去接近“A”,即便“A”毫无艺术性与美感。
片中马福礼设想采用极端方式,以开具死亡证明、注销户口的手段,让马福礼“B”从社会上消失,只留下纯粹的马福礼“A”活在家庭内部,来当小马的父亲。这一方法显然具有浪漫甚至理想主义色彩。想想屁哥依次借助东方佛教、西方基督教以及人类科学寻找不惨杂质的“A”,结果都无功而返。白律师终日端坐,并竭力用激烈的语言表现自己的能耐,只因站起来走动就会让他的跛脚以及自卑原形毕露。现实中,“B”与“A”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只是比重因人而异。
但马福礼的举动仍然令人感动,也先后打动了金多多、金财铃。此前叫他“马叔”骂他“窝囊废”的金多多,自此正式把他当成父亲。为了不让父亲伤心,她隐瞒了已经堕胎的事情,效仿母亲在肚子里塞了个枕头。老是体罚他的金财铃,通过在饭桌下面偷摸金多多肚子的行为,知道了“小马”已经没了,但也选择了佯装不知,让马福礼继续乐在其中。
睁眼,撕掉那层遮眼的薄红布
《第十一回》首尾镜像反转的处理,从面带愁苦的马福礼、金财铃开着三轮车载着满腹心事的金多多,到满脸平静的金多多开着三轮车载着有说有笑的马福礼、金财铃,道出大多数中国人朴素的生活理念。父母的大半生,常是为了孩子活着。孩子成长阶段,总是无比叛逆,屡屡拒绝父母的心意,但父母有耐心等待孩子长大成人。
如此着墨,比《一个勺子》结尾农民拉条子(陈建斌 饰)捡起消失的傻子(金世佳 饰)丢在路边的破红塑料帽戴在头上,成为孩子们眼中跟其他傻子没有任何区别的“傻子”,要温暖许多。拉条子与马福礼都是“一根筋”,命运却大不同。
马福礼比拉条子有余,“主动死亡”的他比贾梅怡、胡昆汀却属不足。贾梅怡与有妇之夫胡昆汀的“破鞋事件”愈演愈烈,《刹车杀人》排练陷入僵局。胡昆汀为了自身前途,当众将贾梅怡比作屁哥故事版本中的“狐狸精”赵凤霞,杜撰的“偷情”与真实的偷情成为讽刺镜像,贾梅怡伤心离开剧团。
消失的贾梅怡找到拖拉机杀人案的最关键证物拖拉机,也从赵凤霞表姐口中知道了所谓“搞破鞋”的真相。赵凤霞与李建设,本是一对相爱的苦命鸳鸯,无奈造化弄人,两人的爱情悲剧,竟被各种民间“章回体”传言,演绎成“回目”里的“一对破鞋”。
真相其实唾手可得。可是活在假象里的人们,似乎并不愿意睁眼,撕掉那层遮蔽双眼的薄红布。它最终由对艺术较真的贾梅怡找到,变相说出了艺术创作,也应该有执拗精神。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层面,贾梅怡与马福礼也构成镜像。
生活中以及创作上,胡昆汀也在努力靠近他的“A”。他明白了自己对贾梅怡是真心,净身出户与甄曼玉离婚。同时,再排《刹车杀人》时,也剪掉带有矫饰意味的“先锋”长发,如实搬演。
剪掉“先锋”的头发,面对主我
话剧公演时,观众席既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年老观众,也有属于当下的年轻面孔。这些观众借助话剧,穿越历史的迷雾,看到李建设与赵凤霞爱情的纯洁本质。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那时那刻的舞台上,属于胡昆汀与贾梅怡的真爱故事,也在以“绝对镜像”发生。
两种真爱的交织
这段爱情,不再需要外人见证。它有30年前躲在拖拉机车轮下面3天的李建设刻在车板上的“结婚证”祝福,已然足够。
彩蛋的最后部分,也是影片的最终结尾,马福礼独自站在舞台上,面对空空如也的观众席,掀起盖在拖拉机上的那块红布,戏剧感十足的血雨从天而降。血雨淋醒了马福礼,让他明白自己身边,其实并没看客。
彩蛋终章从天而降的血雨戏剧感十足
或许,陈建斌也想借这场戏提醒观众,别人并不在意你怎么活,所以你也不用在意他人或说社会的目光怎么看你。该爱,就去爱吧。爱,是世间最大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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